罗曼·波兰斯基的《我控诉》注定要在电影史上留下一页——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影片有多么令人耳目一新,开创了什么先河,恰好相反,与波兰斯基以前的作品相比,首映于2019年的《我控诉》尽管还是保持了相当水准,但显得有些乏味,甚至缺乏想象力(例如,拍那个年代的巴黎气息,难道非得要用真人再现马奈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吗)。主要问题在于“出圈”:围绕着这部影片,从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到凯撒奖的颁奖典礼,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、针对导演本人的《我控诉》。这个事件已经全然不再是对一部影片本身的探讨。更有意味的是,相应于近两年“米兔”运动对有性侵案底却能保全自己的波兰斯基的口诛笔伐、围追堵截,本来斗士们以为他会在《我控诉》里夹带私货的,大概各种武器都准备好了等着呢,谁知这部影片竟没什么明显的“私货”——无论威尼斯电影节还是凯撒奖的评委会主席都表明了这个态度:影片配得上它获得的奖项。但这并不能阻止女权主义色彩的《燃烧女子的肖像》的女主角愤然离场,并高喊“娈童癖”——这是个人意见的表达,可以理解,更何况她是参赛者;但场外举火把抗议的人群呢?这不正是《我控诉》当中讽刺性的一幕吗?陪审团仅仅因为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便决定他有罪——很多准备放火的看客,真的因为正义之火在心中燃烧吗?

“波兰斯基事件”与“德雷福斯事件”并未在大银幕上互相干预——这决定了影片本身质量是说得过去的,假如一定要按照某种“正确”的逻辑,非认为它是垃圾,是败德,是臭狗屎——这个声音就未免太凄厉了。如果非要说这部影片的大问题,那就是在银幕之外,“波兰斯基事件”确实影响了我们对“德雷福斯事件”的再认识——对于全人类来说,“德雷福斯事件”极为重大。让“波兰斯基事件”遮蔽、掩盖了“德雷福斯事件”——这是今天,不仅是欧陆,更是全人类撕裂的证明。

当法国大作家埃米尔·左拉在《震旦报》发表《我控诉》的那一刻,真正现代意义上的“知识分子”就诞生了。

知识分子这个词有着特定的含义。它并非等同于如今被污名化的“公知”。“知识分子”和学历、知识并不划等号,它区别于“知识人”或“高学历”——后者恰恰相反,其中不乏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“知识分子”往往站在权力的对立面,具有相当的批判性和挑战性,所以在特定情境下被称为“社会的良心”。在“德雷福斯事件”中,以左拉为代表的一部分法国作家、记者、律师正是充当了这个理想的模型,为反犹浪潮中遭诬陷、被流放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申冤,揭露了公权在这一事件中的沆瀣一气。虽然德雷福斯很久以后才被,但它在整个欧洲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从此,面对各种公共事件,独立思考、理性、“说真话”便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,百年来,从萨特、加缪,到布迪厄、桑塔格、阿甘本,都具有这种特点。

当然,“社会的良心”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一种纳西索斯式的“自我精英化”,从而导致脱离社会实际,但这正说明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实际意义不能脱离的必要性。作为中文世界的观众来说,最容易形成的误解便是将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“仕”的自恋式捆绑,包括某些大导演的自我感动。实际上这是两码事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“仕”具有对权力的极大依附性,他们的“谔谔”实质上无不为权力服务。而“德雷福斯事件”之所以能最后扳回几局,那是因为左拉等人的相对独立性,他们的职业性使他们无需成为附庸,他们更清楚这样做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利益自己的。苏格拉底更接近于知识分子的“原型”。

实际上,正如著名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指出的,“德雷福斯事件”其实正是20世纪人类悲剧的一次排练。反犹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已露端倪。她更在著作中用整整一章分析“德雷福斯事件”。实际上,德雷福斯的家族在当时算是竭力让自己“去犹太化”的代表,是竭尽一切能力去效忠权力的“有钱人”,但这不仅没有换来安宁,反而加速了犹太人处境的恶化。在民粹抬头、欧罗巴分崩离析的今天,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无疑有着重要意义,但是这种审视被淹没在“波兰斯基事件”的口水中,这才是最大的遗憾。

事实上,德雷福斯时代,欧洲社会真正的有识之士都对此进行了深度思索。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他几乎用两整卷的篇幅写了这个事件,他在小说中用极为敏感、极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写了芸芸众生对这一事件的反应:是骨子里的仇恨、欢呼,还是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,抑或于我心有戚戚焉。这些不同的立场与欧洲此后几十年的走向休戚相关。正如汉娜·阿伦特所评论的:“普鲁斯特本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代表,因为他与社会的两种最时髦的‘恶’都有关,他这个‘犹太教非犹太化最伟大的见证人’和‘为西方犹太教所作的有史以来最负面的比较’有牵连:将犹太人之‘恶’与同性恋之‘恶’作比较,两者在它们的反映和个人再思中变得的确非常相像。”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中,这两种“恶”都与“罪证”建立了视觉关联,他对那些拼接的小纸片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(德雷福斯案件中,安全部门从德国使馆获取的泄密碎纸片出自一对同性恋人)。这些所谓的罪证都以“危害国家安全”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法庭上被当作呈堂证供,并燃起看客的“爱国”怒火。

波兰斯基相当谨慎、相当克制地处理了这部本来可以很“燃”的影片,或许正是为了增加冷静和客观的视角。我们知道波兰斯基在悬疑、节奏方面的过人才能,但《我控诉》几乎舍弃了他的标志性的手法,甚至过于冷静,但与此同时,这种冷静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深度的视角。德雷福斯没有被处理为一个苦情受害者,即便经历了这一切,他依然寻求着官方的认同,并将升职作为洗刷其犹太身份的途径;导演也没有将主角(让·雅杜尔丹的表演非常出色)皮卡尔上校塑造为悲情英雄,他并不同情犹太人,并且他本来就是国家机器的一环——情报部门里最为训练有素的一员。他的出发点只是恪尽职守,或许,他的遭遇正是证明了,他才是真正的“爱国者”吧。

波兰斯基将影片的爆发、高潮给了左拉和他的文章《我控诉》——左拉出场镜头极少,《我控诉》作为画外音,却如匕首、如投枪,在整部略显迟缓的影片中格外显眼,让我们重温其中的若干语句吧:

我控诉梅西耶将军,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行动之一的同谋;我控诉比约将军,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,却将它隐藏,为了政治目的,他犯下这起违反公义、违反人道的罪行;

我控诉佩利厄将军和哈法义少校,他们指挥了一项低劣的调查。我指的是该项调查是绝对一面倒的,而哈法义所写的报告是天真、的不朽之作;我控诉三名笔迹专家,他们呈交了虚假的报告——除非医疗报告显示他们的视力和判断力有问题;我控诉陆军部在新闻界主导了一项可憎的运动,以隐瞒自己的错误,误导公众意见……

最后,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,它违反法律,只依据一份目前仍为秘密的文件,即宣判被告有罪。我控诉第二次军事法庭,它奉命掩饰第一次军事法庭的不法行为,后来自己却明知故犯,判一个有罪的人无罪。至于我控诉的人,我并不认识他们,我从未见过他们,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。对我来说,他们只是一种实体,只是社会胡作非为的化身。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,用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显露。

我只有一个目的: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,人们有权享有幸福。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,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,让他们这样做吧,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!(黑择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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